去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硅谷举行宴会，邀请众多科技界大佬共商国是。每位客人都需要准备一个问题，供总统解答。
然而，当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发言时，奥巴马总统却打断了他，反问道：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
就在不久前，苹果还在夸耀其产品“产自美国”。如今，乾坤逆转。苹果去年售出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以及5900万台其他产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生产的。
奥巴马问道，为什么不能在“家”完成这些工作呢？
乔布斯的答复非常明确。据一名与会者透露，他的原话是：“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
奥巴马的问题触及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理念。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不仅仅是由于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苹果管理层认为，海外工厂规模庞大，工人更加灵活、勤勉，工作技能也更加出色，这些优点远远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工厂和工人，以至于苹果的大多数产品已经不再适宜“产自美国”。
苹果业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企业之一，其发展模式被广为效仿。苹果的成功，部分源于精益求精的全球化运营。去年，苹果的每名雇员创造了超过40万美元的利润，这一数字超过了高盛、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让奥巴马总统以及经济学家和决策层感到不满的是，苹果——以及其他许多科技公司——对于“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这件事的热情，远不如其他那些亦曾站在浪潮之巅的著名企业。
目前，苹果在美国拥有43000名雇员，在海外则有20000人；相比之下，1950年代的通用汽车曾拥有超过40万名美国雇员，而1980年代的通用电气也曾雇佣成千上万美国公民。苹果供应商体系规模庞大，有70万人负责设计、制造和组装iPad、iPhone及其他苹果产品；然而，他们几乎全都在其他国家工作。他们为亚洲、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外国公司打工，在代工厂里工作——几乎所有电子产品设计厂商都需要依赖这些工厂进行生产。
前白宫经济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Bernstein)说：“苹果的案例解释了为什么如今很难在美国创造能够培育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致体现，那么我们应当感到忧虑。”他说。
苹果管理层则表示，此时向海外迁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一位前高管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距离iPhone上市仅有数周时间，苹果却需要修改设计方案，而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的一家工厂身上。苹果重新设计了iPhone的显示屏，组装生产线不得不大幅调整。临近午夜，新的显示屏运到了工厂。
一个工头立即从工厂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并给每个人发放一袋饼干和一杯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时内走上工位，开始安装这些玻璃显示屏，每个班次长达12小时。在96小时内，这家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0000部iPhone。
“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惊叹。”这名前高管说，“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与之媲美。”
几乎所有电子产品厂商都能够讲述类似的故事。外包模式已经席卷各行各业，包括会计、法务、金融、汽车制造和制药领域。
尽管苹果并未“特立独行”，但是我们能够从这家公司管窥为何某些优秀企业取得的成功，并未转化为大量的国内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苹果向海外迁移的决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交融，美国企业亏欠美国人民哪些东西？
前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奇·史蒂文森(BetseyStevenson)说：“企业曾经认为自己有义务扶助美国工人——即使从财务角度考虑，这并非最佳方案，他们仍会做出这样的抉择。然而，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利润和效率压倒了慷慨和慈善。”
企业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史蒂文森的想法太过天真。公司高管们表示，尽管美国人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政府却已不在大量培训具备中等技能水平的人才，难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企业还表示，为了繁荣发展，他们需要向能够带来足够利润的国家转移，以确保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创新。否则美国将面临失去更多就业岗位的风险，这早已被一些著名国内制造商所证明——如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由于对市场反应敏捷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这些制造商的规模明显缩减。
苹果已阅读过这篇报道的摘要，但一向以神秘著称的苹果并未对此发表评论。
这篇文章基于对30多名苹果前员工、当前员工、代工厂商——许多要求匿名以确保不被苹果开除——及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员工、竞争对手、企业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员的采访。
苹果高管曾私下表示，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仅通过员工数量衡量企业的贡献是不充分的——尽管苹果在美国雇佣的员工数量多于以往。此外，苹果的成功为企业家提供了方便，为移动运营商和运输苹果产品的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一位苹果高管称：“我们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iPhone，我们没有义务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尽可能地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
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
2007年，在iPhone上市前的1个多月，乔布斯召集公司几名高管到办公室开会。几个星期以来，乔布斯的口袋里一直揣着一部iPhone原型机。
据出席会议的高管称，乔布斯愤怒的举起iPhone，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上的十几道细细的刮痕。然后，他又从牛仔裤兜里取出了一串钥匙。
他说：“人们会把手机放在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想销售一款轻易被划伤的产品。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不怕刮划的玻璃屏幕。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幕，并希望在6周内拿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会议结束后，一名高管立即定机票飞往深圳。要得到一款完美的玻璃屏幕，除了中国，别无他处。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苹果的一个项目——代号为Purple2——也经常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何重新定义手机？如何设计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如使用抗刮划屏幕——同时又确保可迅速量产数百万部，价格要充分合理以确保足够利润。
几乎每一次，最终的答案都在美国以外。尽管各版本iPhone使用的零部件有所不同，但所有型号iPhone都包含上百个零部件，其中约90%在美国以外生产。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德国和中国台湾，内存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面板和电路板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组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所有这些零部件最终都在中国组装。
创立初期，苹果并未考虑在公司外部寻去制造解决方案。例如，苹果1983年开始生产Macintosh计算机，乔布斯在随后的几年中曾夸耀“这是一台产自美国的计算机。”1990年，乔布斯创建了NeXT公司，后来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向记者表示“我为工厂而引以为豪，如同我为计算机而自豪。”2002年末，苹果高管偶尔还驱车两个小时，访问位于总部东部的埃尔克格罗夫(ElkGrove)iMac工厂。
2004年，苹果开始大规模转向国外制造。做出该决定的是苹果运营专家蒂姆·库克(TimCook)，库克去年8月取代乔布斯出任公司CEO，即乔布斯逝世前的6周。大部分美国电子公司已经走向海外，而正处在艰难期的苹果，已经意识到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亚洲市场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半熟练工人的薪水较低，但这并不是苹果选择亚洲的主要原因。对于科技公司而言，与购买零部件和管理供应链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显得微不足道。
一位苹果前高管称，库克选择亚洲市场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亚洲工厂可以迅速根据需求调整规模，其次是亚洲供应链优于美国。这位高管称：“结果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无法匹敌亚洲。”这些优势在2007年乔布斯需要玻璃屏幕时显露无遗。
多年来手机厂商避开使用玻璃屏幕，主要是因为切割和打磨工艺要求苛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苹果已经选定美国公司康宁(Corning)生产大尺寸强化玻璃面板，但将这些面板切割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就需要寻找一家大型切割工厂，需要用大量的玻璃进行测试，还需要大量的中级水平工程师，仅仅准备这些就需要大量成本。
中国工厂拿到了合同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中国工厂的老板已经开始建设新的厂房。“万一你们跟我们签合同呢？”该工厂的经理如是说。
此外，中国政府决定扶持大量企业，因此切割工厂可享受政府的补贴。车间内摆满了可兼容苹果产品的大量免费玻璃样品。工厂老板几乎可以使工程师随时待命，且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他们在车间旁边建设职工宿舍，以保证24小时都有工人上班。
一位苹果前高管说，现在整个产业链就在中国。如果你需要一千个橡胶密封圈，在隔壁的工厂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一百万个螺丝，过一条街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特制螺丝的话，只需要三小时就能实现。
“富士康城”
从那家玻璃工厂驱车大约八个小时，就来到了所谓的“富士康城”，大量的iPhone就在这里组装。对苹果管理层而言，“富士康城”是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优秀勤奋的有力证明，因为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类似“富士康城”的地方。
这里有23万名工人，其中很多人每周工作六天，而且通常在车间里一呆就是12个小时。四分之一的富士康工人生活在工厂的厂区内，很多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7美元。当苹果的一位管理者在换班期间进入富士康厂区时，他的车被人流堵在了马路中间。对此他只能说，这样的场面令人难以想象。
富士康雇佣了近300名保安维持秩序，以免人流高峰期出现踩踏。工厂的中心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吨猪肉和13吨大米。工厂里一尘不染，但是附近的茶室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富士康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均设有分厂，组装全球大约40%的消费电子产品，客户包括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诺基亚、三星和索尼。
2010年前担任苹果全球供应总经理的珍妮弗·瑞格尼(JenniferRigoni)说，富士康能够在一夜之间招聘到3000人，但在美国，没有哪家工厂能在一夜间招聘到这么多人，并说服他们去住职工宿舍。
2007年年中，苹果工程师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后，终于研发出一种切割强化玻璃的完美方法，而这种玻璃将用做iPhone的显示屏。据一位苹果前高管介绍，切割好的第一批玻璃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运到了“富士康城”。富士康的经理叫醒了上千名员工，他们赶紧穿好了工作服，男人穿的衣服黑白相间，女人则是红色。他们立即回到车间，开始手工组装。在三个月内，苹果卖出了100万部iPhone。自那时起，富士康已经组装了2亿多部iPhone。
而富士康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拒绝透露关于客户的任何信息。
富士康表示，公司雇佣的任何员工都签订了明确的劳动合同，而且公司会依照中国相关法律保护他们的权益。富士康对员工有高度的责任感，公司将努力为一百万名员工提供安全和积极的工作环境。
富士康对苹果前高管披露的细节进行反驳。富士康表示，对于某人所说的夜里加班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公司对员工的上班时间都进行严格的管理，每一位工人都有电子打卡牌，如果换班未经批准，员工就无法进入工厂工作。富士康称，任何换班时间不是早上7点就是晚上7点，如果有任何变化，员工将在12小时之前接到通知。
不过，富士康员工在接受采访时的表态与公司声明有出入。
苹果在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工程师队伍。苹果高管曾估算，指导参与iPhone生产的20万装配线工人需要8700名工程师。分析师估计，在美国招聘到这么多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将近9个月的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15天。
在中国仅需要15天
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马丁·施密特(MartinSchmidt)称：“苹果等企业抱怨，在美国建立工厂面临着技术工人短缺的挑战。”企业称，他们只需要高中以上学历的工程师即可，而不必拥有学士学位。但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施密特说：“就业机会确实有，但美国没法满足这个需求。”
诚然，iPhone的某些相关业务只能在美国开展，如软件和创新性营销活动。苹果最近斥资5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数据中心。此外，iPhone4和iPhone4S的内部芯片在三星的德州工厂制造。
尽管如此，这些设施并未带来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例如，苹果北卡罗来纳州数据中心只有100名全职员工，三星工厂也只有约2400名员工。
曾负责苹果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工作的吉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Gassée)称：“如果将手机销量从100万部提高到3000万部，其实不必增加很多程序员。所有新公司——Facebook、谷歌和Twitter——均受益于此。它们在增长，但并不需要聘请太多人。”
很难估算在美国制造iPhone的成本几何，但一些专家和制造业分析师称，由于劳动力在技术制造中仅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在美国生产，每部iPhone只会增加65美元的费用。而每部iPhone的利润约为数百美元，如果在美国生产，理论上而言苹果仍将有不错的回报。
但在许多方面，这种估算毫无意义，因为在美国生产iPhone需要的不仅仅是聘用美国工人——还要改变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苹果高管们认为，仅拥有充足的美国员工，以及高效、极具灵活性的工厂还远远不够。康宁等与苹果合作的企业也表示，它们必须走出国门。
为苹果生产iPhone玻璃屏让康宁的肯塔基州工厂重获新生，时至今日，大量的iPhone玻璃屏仍在这里生产。在iPhone大获成功之后，康宁还赢得了其它希望效仿苹果的企业的大量订单。如今，康宁强化玻璃的年销售额增至7亿多美元，已聘用约1000名美国工人支持这一新兴业务。
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康宁大部分强化玻璃制造业务已转移到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工厂。
康宁副董事长兼CFO詹姆斯·佛劳斯(JamesB.Flaws)称：“我们的客户遍及中国台湾和内地，以及韩国和日本。我们可以在美国制造强化玻璃并装船发货，但需要35天时间。当然可以选择空运，但成本相当于前者的10倍。因此，我们选择在组装工厂附近建造玻璃工厂，也就是在海外。”
康宁成立于161年前，总部仍位于纽约州。理论上而言，康宁可以在美国制造全部玻璃。佛劳斯说：“但需要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彻底调整。消费电子业务已经成为了一项亚洲业务。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此感到担忧，但却无法阻止。亚洲成为了四十年前的美国。”
中等职位消失
当埃里克·萨拉格扎(EricSaragoza)第一次走进苹果加州ElkGrove制造工厂时，他感觉像是进入了工程仙境。
那是1995年，这座位于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加州首府)的工厂雇用了1500多名员工。工厂里到处是机器人手臂，传送带上全是电路板，iMac分散在不同的组装阶段。萨拉格扎是一位工程师，很快晋升为管理人员，后来加入到一个精英诊断团队。他的薪水提升至5万美元。他与妻子有三个孩子，后来买了一个带泳池的住宅。
萨拉格扎说：“最终，我感觉到学有所用，并获得了回报。我知道，世界需要会制造产品的人。”
与此同时，电子产业发生转变，苹果——产品普及度开始下降——在重塑自我时遭遇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是改进制造，在萨拉格扎投入工厂工作后的几年，他的主管解释加州工厂如何与国外工厂竞争：不包括原材料，在ElkGrove工厂建造一台1500美元计算机的成本是22美元。而在新加坡只需6美元，在中国台湾只需4.85美元。薪水上并没有太大差距，但库存成本和员工完成一项任务所需时间则有显著差距。
萨拉格扎说：“我们被告知，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周六也要工作。但我有家庭，还要看孩子踢足球。”
现代化经常会导致某些工作出现转变或彻底消失。正如美国经济由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然后再向其它工业转型时期，农民变成了炼钢工人，销售员和中层管理者。这些转型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通常，在每一个阶段，即使非技术工人也能获得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经济学家称，最近20年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中等职位开始消失，尤其是在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群中。今天，新的就业机会严重偏向服务业——在饭店或呼叫中心，或作为医院护理或临时工——该行业提供的中等职位很少。
即使拥有大学文凭的萨拉格扎也未能摆脱这种趋势的挑战。首先，ElkGrove工厂的一些日常工作已被转移到海外。萨拉格扎并不介意。其次，机器人技术可以让管理人员用机器人替代工人。一些诊断工程师被派往新加坡。负责工厂库存的中层管理者被裁员，因为只需少数一些人配上互联网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如果将萨拉格扎放在一个非技术职位上，那就显得成本过高了。同时，他又无法胜任更高层的管理职位。2002年在上完夜班后他被叫到一个小办公室，结果被裁员，离开了工厂。萨拉格扎后来曾在高中教书，然后试图重返科技界。但苹果已经将ElkGrove工厂的大部分变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员工每小时的薪水是12美元。
硅谷确实拥有就业潜力，但萨拉格扎却没有遇上。他说：“他们需要的是30多岁又没有孩子的人。”萨拉格扎今年48岁，加上自己家里共有5口人。
在寻找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绝望，甚至连教书工作也少了。最后，他只能在一家电子代理机构工作。这家机构被苹果雇用，负责在返回给用户前检查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天，萨拉格扎都要驱车到当年曾担任工程师的大楼，擦洗成千上万的玻璃屏幕，通过耳机测试音段接口。每小时薪水10美元，没有福利。
丰厚薪酬
随着苹果海外业务和销售额的增长，苹果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水涨船高。上一财年，苹果的营收达到1080亿美元，超过了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预算的总和，而苹果股价也从2005年拆股后的45美元左右一路升至427美元以上。
苹果股东分享了该公司创造的部分财富。苹果是持股人数最多的公司之一，股价的上涨泽被了大量散户投资者、401(k)帐户和退休基金。与此同时，苹果员工也分享了这场盛宴。上个财年，除工资收入以外，苹果员工和董事总共收获了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行使的股票及期权价值也达到14亿美元。
而苹果高管是这场盛宴的最大受益者。CEO库克去年获得了期限为10年的股票奖励，按当前股价计算，这笔股票价值4.27亿美元。同时他的年薪也上调至140万美元。苹果递交证券监管机构的报告显示，库克2010年的薪酬总额达到5900万美元。
一位接近苹果的人士表示，苹果为整个美国和全世界创造了巨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员工获得的报酬水平是合理的。随着公司业务的增长，苹果包括制造岗位的国内员工规模也在扩大，仅去年苹果美国员工人数就增加了8000人。
当其他公司纷纷将呼叫中心迁往海外时，苹果仍将呼叫中心留在美国境内。一位消息人士估计，苹果产品销售的增长为其他公司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例如，联邦快递和UPS均已表示，由于苹果产品快递数量的增加，公司在美国境内都增招了员工。但这两家公司在未获得苹果批准的情况下都不愿透露具体数字，而苹果则拒绝提供这些数据。
苹果一位高管表示，公司不该为使用中国劳工资源而受到外界指责，因为美国本土已经无法提供这样的人才。
此外，苹果消息人士表示，公司在美国境内已经创造了大量好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来自苹果零售店以及销售iPhone和iPad应用的初创企业中。
在度过两个月测试iPad的时间后，萨拉格扎选择退出。他认为公司提供的薪酬太低，还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寻找其他工作上。在去年10月的一个晚上，当萨拉格扎坐在MacBook前开始新一轮在线简历提交之际，在地球另一端的林丽娜(音译，LinaLin)已经抵达了位于中国深圳的办公室。林丽娜是PCHInternational的项目经理，而PCH是苹果和其他电子产品公司的合作伙伴，负责协调配件的生产，如保护iPad玻璃屏幕的外壳等。林丽娜并不是苹果员工，但她是苹果产品交付链条上的有机组成部分。
林丽娜的收入水平略低于苹果支付给萨拉格扎的工资。林丽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她在上大学期间和通过电视自学而达到的水平。她和丈夫每月将四分之一的收入存入银行，他们与父母和儿子居住在一套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公寓里。
她说，市场上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深圳更是如此。
创新失意者
去年，当奥巴马总统与乔布斯和其他硅谷高管的晚宴即将结束时，每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有很多人围拢在总统身旁希望合影，而希望与乔布斯合影的人数也不少。当时坊间已有传闻，称乔布斯的病情在恶化，一些人希望能够抓住机会与其合影，唯恐这是最后一次与他留影的机会。
最终，合影人群挤到了一起。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表示，乔布斯对奥巴马说：“我并不担心美国的长期前景，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国家。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充分考虑解决方案。”
例如，硅谷高管在晚宴上建议，政府应该改革签证制度，让美国公司雇佣外国工程师。一些高管敦促总统为公司提供“免税窗口期”，使得公司不用为汇回海外利润而缴纳重税，这样公司就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创造国内岗位。乔布斯甚至建议，如果政府帮助培养更多的美国工程师，也许有一天苹果会将部分熟练技术工种岗位留在美国境内。
经济学家对上述种种措施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有时候经济的转变是由于意想不到的社会发展。例如，上一次美国社会出现严重而漫长的失业是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那时很少有人会预计到图形设计学位会很快变得炙手可热，而电话修理学科则前途渺茫。
目前尚无法确定的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是否能为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十年间，太阳能、风能、半导体制造和显示技术的革新已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虽然上述许多行业先在美国兴起，但多数就业岗位惠及的却是海外。企业纷纷关闭了美国境内的工厂，将制造业务迁往中国。企业高管为此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在与苹果竞争，希望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能追赶苹果的增长速度和利润率水平，那么生存前景堪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Katz)表示，新的中等岗位最终将会产生，但一个年届四十的人是否具备相应技能？他是否会被新的大学毕业生超越，再也无法回归中产阶层呢？
许多行业的高管表示，乔布斯等商界人士的出现加快了创新的步伐。通用汽车要花5年的时间才会对汽车设计进行重大修改，相比之下，苹果在四年时间内就推出了5款iPhone，让iPhone的运行速度和存储容量增加了一倍，售价则大幅下降。
去年的那场宴会上，乔布斯在与奥巴马告别之前，从口袋里拿出了iPhone，展示了一款高清图像的赛车游戏应用。房间内的轻柔灯光在他手上的iPhone折射，在场的高管们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希望从他肩头上一睹这款应用的精彩。这些高管的身家总计超过690亿美元。他们看过后都认为，这款游戏太棒了。
此时，乔布斯手上的iPhone显示屏晶莹剔透，没有丝毫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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